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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连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纔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