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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钢铁的磨砺（第2页）

斯大林，作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虽然排名可能还不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靠前），也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他可能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在苏维埃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鼓动群众；也不像那些军事指挥员一样，亲自带领赤卫队冲锋陷阵。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后，负责党的组织、宣传、联络以及一些具体事务的落实。 这种“默默无闻”的实干风格，也成了斯大林日后政治生涯的一大特点。他不像有些领导人那样喜欢抛头露面、追求个人光环，他更善于在复杂的组织体系中，通过掌握关键的环节和人事，来一步步地积累和巩固自己的权力。

1917年11月7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彼得格勒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占了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这场决定俄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伟大革命中，斯大林虽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说，他的角色相对隐蔽，其在公开场合的声望和影响力，远不如像托洛茨基那样在起义中扮演了前台总指挥角色的领导人引人注目。 这也为日后他与托洛茨基之间残酷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因为斯大林后来为了树立自己的“革命元勋”形象，不得不刻意夸大自己（并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个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名单中，斯大林被任命为一个看似不太起眼、但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职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这个职务是干啥的呢？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处理苏维埃俄国内部各个少数民族的事务。要知道，沙皇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监狱”，除了俄罗斯族，还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中亚各民族等等等等，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的口号，以此来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现在革命胜利了，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民族问题，如何将这些名义上获得“自决权”的地区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就成了一个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的头等大事。

斯大林本人就是格鲁吉亚人，属于少数民族出身，由他来掌管这个部门，似乎也顺理成章。这个职位，虽然不像外交、军事、经济等部门那样显赫，但却让他有机会接触和处理涉及到苏联广阔疆域内各个民族地区的复杂事务，也让他得以在这些地区培植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这对他日后在党内斗争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这样，斯大林，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鞋匠之子，凭借着在革命烈火中的磨砺和对列宁路线的坚定追随，成功地进入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权力核心。虽然此时的他，还远不是那个日后令人闻风丧胆的“独裁者”，但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朝着那个方向，悄然转动。

十月革命的胜利，仅仅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取得了成功。在广袤的俄国腹地，布尔什维克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那些被推翻的旧势力、心怀不满的其他政治派别以及虎视眈眈的外国干涉者，很快就联合起来，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疯狂的反扑。一场残酷血腥的俄国内战，在1918年全面爆发。

苏维埃政权，一度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东、南、西、北，四面楚歌，红色的苏维埃共和国被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仿佛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斯大林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成员，也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他和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一起，进入了由列宁亲自组建的、拥有极大权力的五人紧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核心班底），共同商讨和决定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决策。

在内战期间，斯大林多次被派往各个最关键、最危险的前线，执行重要的军政任务。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在报社里写文章、在会议上发言的理论家，而是要亲临火线，组织军队，调配物资，甚至直接指挥战斗。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对他来说，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积累实战经验、培植军中人脉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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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能体现斯大林铁腕风格和政治手腕的，莫过于他在南方战线察里津（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那段经历。

1918年夏天，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南方产粮区被白军和哥萨克武装控制，红色的首都和工业中心饥肠辘辘。为了打通南方的粮食运输线，也为了巩固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防御，斯大林被中央派往察里津，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该地区的粮食征集和军队组织工作。

察里津，地处伏尔加河下游，是连接俄国南方和中部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当时，邓尼金领导的白军“志愿军”正从南方向这里逼近，形势万分危急。斯大林一到察里津，立刻就展现了他那雷厉风行、不容置疑的强硬作风。

在粮食征集方面，他根本不跟那些磨磨蹭蹭、讨价还价的地方官员和富农客气。谁敢私藏粮食、拒不交售？直接抓起来！甚至枪毙！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严厉的“战时共产主义”手段，用铁腕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方式，从当地农民手中搜刮粮食，运往前线和饥饿的城市。为了恐吓那些不合作的村庄，他不惜下令放火烧毁房屋，迫使农民就范。这种不计后果、只求结果的冷酷，让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对他既敬畏又恐惧。

在整肃军队方面，斯大林更是毫不手软。当时察里津地区的红军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涣散，很多指挥员都是沙俄旧军队里过来的军官，忠诚度也值得怀疑。斯大林对这些“军事专家”充满了不信任。他大搞“肃反”，以“反革命”、“叛徒”、“间谍”等罪名，下令处决了许多被他认为不可靠的旧军官和指挥员。 这种简单粗暴、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确实“震慑”了一些人，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严重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和专业指挥能力。

也正是在察里津，斯大林结识并大力提拔了两位日后成为他最亲密心腹和坚定支持者的红军将领——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当时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布琼尼则是着名的第一骑兵军的军长。斯大林与他们意气相投，在军事指挥和政治倾向上都比较一致（都比较排斥旧军事专家，强调红军的“阶级纯洁性”和政治委员的作用）。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部队争取了更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补充，也为他们的晋升铺平了道路。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投桃报李，坚决拥护斯大林在察里津的领导，成为了他在军中最可靠的“自己人”。这个在察里津形成的“军事小集团”，日后对斯大林权力的巩固和苏联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