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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哲夫成城（第44页）

“当然不是他的过错！”石越细心解释道：“我读过战报，文焕是力战而竭，方才被俘。他已经为朝廷，为国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被俘不是他的过错。他不投降，是他对国家的忠贞；即便他投降，对于曾经为国家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潘照临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来。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宋朝范仲淹、欧阳修以来尚气节的风尚，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若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潘照临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这种价值观，石越自己也曾经推波助澜。但他心里，却极反对将任何一种价值观推向极端。

投降的确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亦并非是不能被宽容对待的。普通的军民自然不必说，即便是文武官员与士大夫，即使就在宋朝，被俘后投降敌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如果有机会重返故国，也大都会被原谅。若是在非常之时，出于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还会不惜于重用反复无常的将领。只是，宽容地对待投降这种事，人们也许会默认这种行为，却绝不能容许有人来宣扬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伪。

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士林最尚气节的时候。石越也曾经有意无意地宣扬过气节，虽然他认为所谓的“气节”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但是总会有道德洁癖的人，欲将此强加于人。

他并不怀疑丰稷在危难之时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亦同意士大夫应当具有气节。但石越始终认为，所谓的道德，最好应当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尤其是过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宜强行加诸他人身上。他也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是有限的。一个人愿意为国家与民族而牺牲，自然值得尊重。但是，却不应当用任何手段，强迫个人去牺牲。

但石越也明白，人类往往能以平常心对待一直是自己敌人的人；能够接受甚至是赞赏前半段是敌人而后半段不再是敌人的人；却往往无法原谅前半段是友军，后半段却是敌人的人。人类从来都不是有理智的生物，一个四十年不断的杀害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的人，比起一个曾经在二十年内竭力保护过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而后二十年却变成敌人的人，似乎前者更容易被原谅与接受。

人类的本性如此，而“气节”则是一种容易蛊惑人心的东西。用它来要求自己固然很难，但它却能轻易地让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热血沸腾，忘乎所以，要求他人。

如果自己附和一下丰稷的议论，也许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也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则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这是毫无道德风险的事情，在政治上，亦是最佳选择。

但是这样做，却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惟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为文焕辩护肯定是“不智”之举，他将要为此承担巨大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而且极可能是徒劳。他没有信心说服任何人。但是任其自然么？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