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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安改制（第111页）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深入人心，并由此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贡体系。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贡体系带来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对南海地区的经营名正言顺，在将高丽与南海诸国纳入华夏圈之时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华夏文明掌握了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使得那些当事国都承认朝贡体系是天经地义的，在宋朝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这种观念带来的优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能从心理上解除敌人的武装。但另一方面，石越却清醒地知道，哪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便没有自己的尊严。人类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组成，每个称得上“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远需要去正视你的竞争对手，否则，哪怕是再强盛的文明，总有一天，也会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觉，到那时候，便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老的朝贡体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但石越既想享受它带来的好处，试图保持它的完整性，那么在它之外生硬地另立一个系统，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礼部的主客司，甚至连礼部尚书王珪都觉得极其别扭，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与职权重叠，它被裁撤，事实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与务实。所以，连石越也对此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宁十一年以前，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的税收，其总和甚至都比不上荆湖南路一个大一点的州，而且因为运输与市场的原因，海外贸易的交易点，海商人们往往也更愿意选择泉州与杭州等城市，而并非广州。这件事情在熙宁十一年终于发生变化，广州的商税在这一年正式超过潭州之全部税收。在广南东路的移民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却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使得当地农业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绩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来其高升指日可待，但另一件事却影响了这件大人的仕途——为了沟通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广州对商人的吸引力，这位曾大人与薛奕、蔡确合谋，竟然从南海诸岛及注辇国控制的小岛上，掳掠了三千余土人为劳工，用于修葺道路，沟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乡。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广南东路办案的监察御史发觉，一本奏章，让曾布与蔡确各降一级，薛奕削侯爵，成为熙宁十一年下半年震动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调动，将狄谘调任广州，曾布调任凌牙门，蔡确调任归义城，而三地的监察虞候、常驻凌牙门与归义城的监察御史，也因为失职，全部罢职换上新人——这种程度的调动，既是考虑到南海地区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况的官员，又可防止他们在某地经营过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由此次调动，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广州最重，其次凌牙门，其次归义城。

而在西北，熙宁十二年的春节，石越与刘庠正兴高采烈看着地图上的驿政网慢慢的延伸，眼见就要遍布陕西大部分地区。而更让人高兴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不过，这种表象的背后，却同样有着残酷的现实。石越将留在陕西路的众多西夏俘虏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勇武的战士，被石越打散整编入宋朝的禁军——按当时的惯例甚至可以独立成军，这些俘虏会毫不犹豫的向昔日的袍泽挥刀——向朝廷献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编成了一个营的完整编制，派往河北。但为了谨慎，石越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将这些人全部打散整编，老幼派往马监，随军工匠编入作坊，普通士兵则成为免费劳力——当然，名义上不是免费的。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绝了对等交换俘虏的建议，更不会出钱赎买他们，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故乡。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陕西路的道路与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他们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块大小不等的免征赋税五年的土地。

无论这些俘虏对宋朝南方的土地有无兴趣，他们都别无选择。石越不过是为了避免御史的弹劾，减少道义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为此来披上一块稍稍温情的面纱而已。陕西路的百姓为了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得到战争带来的这一丁点好处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为了所谓的道义，让这些战俘编成吃白饭的军队，或者便宜各级官僚，成为他们的私佣，却还要征发陕西的百姓来修路通渠，在石越看来，这只是一种伪善。一开始还心存疑虑的刘庠等人，也很快接受石越的解释：这些战俘，不过就是没有正式的名号，将薪俸折成了土地兑现的厢军，如此而已。

宋朝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野蛮的役使百姓，哪怕是他国的百姓。在宋朝，蕃商如果在宋朝病死，他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后事，宋朝市舶司会保留他的财产，想方设法派人通知他的家属，让他们来继承这笔遗产。如果是为了通商而遭遇到海难死亡的水手与商人，也可以从市舶司得到一笔抚恤金——哪怕他根本不是宋朝的臣民。垄断海路，对蕃商征收高税是一回事，但这种温情脉脉的人情味却是宋朝所独有的。你当然可以把他当成一种招徕海商的手段，但却不可以违背这种道德习惯。石越是深知这一点的，至少他比曾布要理解得深刻——役使俘虏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事情要做得好看。如果他果真严酷地对待那些俘虏，不给他们任何报酬，他必然会面临朝野上下铺天盖地的谴责声。但如果他付了报酬，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哪怕是画饼充饥，事情的实质立即就会变样，人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借口也是很重要的。

而在西夏，也有他们自己值得全神贯注的事情。

当“大安改制”得到地方，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之后，梁乙埋便更加不敢轻易发难了。但这并不是说梁乙埋会全然不知还手。老奸巨滑的梁乙埋，一方面继续称病隐忍，一方面却指挥党羽，在朝中不断的找出种种借口来阻挠改制。并且，从大安四年的腊月开始，在兴庆府的街头，便有各种各样不利于改制的谣言开始流传。这些谣言从兴庆府传到各地之后，就更加走样得厉害了。

但对于夏主秉常来说，地方的明确支持，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可以让他信心大增。在大安四年的十一月，秉常就再次派出使者，向宋朝与辽国拜贺正旦，不折不挠地执行他“睦邻邦”的政策。

除此之外，西夏君臣便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创建讲武学堂与国子监，并且计划在大安五年三月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以培养、网罗改制需要的人材。

在大安五年的二月，秉常又向全国颁布了一份诏令。在这份诏令中，秉常宣布要裁减宫府用度，并且免征全国半年之税，保证在大安五年，不再征召男子服兵役，使百姓得到休息。

“真是大言不惭！”在兴庆府的某座宅院内，史十三读着抄录来的诏书，禁不住笑道。

回答史十三的，是一个女子。“不再征召男子服兵役，对于处于弱势一方面的夏国来说，未免也太……”她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

站在史十三身后的黑衣童子撇了撇嘴，讥道：“秉常倒也罢了，李清和禹藏花麻，便只尔尔么？”

“倒也未必如此。”女子笑道：“我听说这一代的夏主，有时候懦弱少断，有时候却是刚愎自用得很。这份诏书，李清与禹藏花麻，未必做得了主。”

“是么？”童子又撇了撇嘴，不太相信地反问了一句。

史十三摆了摆手，打断二人，沉声道：“现在不必说这些，且先看看石子明要如何做吧。”

二人立即收口，恭谨地应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