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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9页）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